邵维正通过细致考察，确定了中共一大开会的确切时间及出席人数，因此荣获二等功，此事迹承接自上一篇相关报道。

李泽道：“知识点真不少，受益匪浅！我还有诸多疑问，索性一并问了，免得频频打扰。”

中共“一大”选择在李书城家召开，是出于安全考虑。至于他家是否无其他人，并非决定因素，关键在于地点隐蔽，便于秘密集会。

望志路106号的房子属于李书城所有，还是他租用的呢？这个问题关乎房屋产权归属，需进一步查证以确定房子是李书城自有还是租赁所得。

代表们的住宿地点是哪里？

代表们的往返费用由何方承担？是否存在领取路费却未出席大会的情况？其背后原因是什么？

书上提及“南陈北李，相约建党”，意指陈独秀与李大钊参与建党筹划。至于他们未亲临现场，原因可能多样，需深入历史探究。

冯老师：既然如此，那我就统一回答你的问题吧。

中共“一大”选择在李书城家召开，是出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考量，并非因其家中无人，而是该地点具备了一定的隐蔽性和安全性。

在家开会为保安全。博文女校虽近便，但两外国人进出易引密探注意。若生事端，恐遭一网打尽，难以逃脱。

房主李书城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，现与警卫梁平前往湖南，负责指挥讨伐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军事行动。

此时，李书城家中共五人：新婚妻薛文淑，15岁；李汉俊；厨师廖师傅；李书诚9岁女李声韵；及娘姨。李书诚离家前特嘱薛文淑，勿干涉汉俊之事。

望志路106号的房子归属如何？是李书城自有房产还是租赁而来？

你问望志路106号房子的情况，回答得很明确：那是租来的。这个信息准确无疑，逻辑也清晰明了。

1920年夏秋，陈姓老太太出资建了一排五栋房子，每栋均为一楼一底，设有独门，黑门配黄铜环，米色石条框，门楣饰红褐色浮雕，外墙为清水青砖并嵌有红砖。

这排石库门房子位于望志路，自东向西门牌依次为100、102、104、106、108号。路名更改为兴业路后，门牌相应变为70、72、74、76、78号。

老太太建造五幢房子用以出租。李书城家原居三益里十七号，该处为大屋，共三层，住有李书城一家、李汉俊家及母亲，共12人，每月房租需七八十元。

1917年甘世瑜病逝，次年李汉俊之妻陈氏亦亡。1920年秋，李书城之母欲送李父金及两媳灵柩回湖北潜江，李汉俊携四子同行。为减开支，李书城租下望志路106、108号。

代表们的住宿地点是哪里？这一问题是关于他们居所的询问，旨在了解代表们具体居住在哪个位置或区域。

9名代表下榻于贝勒路旁的博文女校，该校规模不大，类似三上三下的石库门建筑，位于法租界白尔路398号，是一栋青红砖搭配、典雅的二层楼房，内部铺设红漆地板。

包惠僧忆述，众人住宿条件简陋，唯毛泽东睡于由两条长凳架起的单人板床，其余人均以一张席子铺地而眠。

这九位分别是毛泽东、何叔衡、董必武、陈潭秋、王尽美、邓恩铭、刘仁静、包惠僧以及张国焘。

然而，张国焘虽偶尔居于此处，但在上海他仍有其他居所。

“二李”居于上海自家宅邸。同时，李达夫妇及陈独秀家庭共居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住所内。

陈公博偕同新婚妻子李励庄一同抵达，并入住大东旅社。

代表们的差旅费由谁承担？是否存在已领取路费却未出席大会的情况？其原因何在？

代表的路费由马林提供的经费支出，每位代表获发100元路费，返程时再领50元，此标准不受代表路途远近影响。

有，南京的郭青杰、刘真如以及徐州的陈亚峰，他们均是无政府主义者。

书上提及“南陈北李，相约建党”，意指陈独秀与李大钊参与建党筹划。至于他们未亲自到场，具体原因需深入探究历史背景。

据罗章龙与包惠僧所述，李大钊和陈独秀缺席中共“一大”，缘由均与金钱问题相关。

罗章龙忆述，守常先生当时忙于代理北大教师索薪工作，原主席马叙伦因病卸任，此次索薪引发的罢教持续了十个月之久。

包惠僧忆述，陈独秀表示他目前不能前往，因兼任大学预科校长，正筹款修建校舍，若他离开，款项筹集将受阻。

有学者认为，李大钊与陈独秀对此次会议重视不足；亦有学者称，因二人名声显赫，担心引来麻烦等因素。

李泽表示：“既然外围事务已处理完毕，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吧！”

冯老师宣布会议开始。毛泽东与周佛海负责记录，张国焘担任主持。或许你疑惑：上海“二李”为大会发起者，通知各地。为何主持人却是北京的张国焘，恐有主次颠倒之嫌？

再提一事：1921年6月下旬，张国焘抵沪。他因多次来访已熟识此地，随即前往渔阳里二号李达住处拜访，后又前往探访李汉俊。

张国焘情商高且敏锐，与“二李”交谈中迅速察觉他们与马林关系不和，几度近乎争吵。非因语言障碍，马林精通多语种，包括法语、英语等，“二李”亦擅长多种外语，问题在于交谈内容与语气不合。

张国焘忆述，李达学者风范浓厚，性格直爽，带有湖南人的傲骨，交谈中若意见不合，便瞪大双眼，似要发怒，其言辞简短，有时坚硬如铁。

张国焘提及李汉俊，称他为学者型理论家，尤爱研究马克思经济学说。他从不盲从，乐于坦诚己见，且举止得体，情绪内敛，不轻易外露。

据张国焘所述，“二李”性格直率，言行一致，因此与马林在意见上产生了显著的不同。

张国焘凭借其高情商，迅速抵达马林下榻的大东旅社，主动承担起调解双方的角色。

张国焘忆述，马林给他留下深刻印象，这位健壮的荷兰人形似普鲁士军人，言谈间尽显议员般的雄辩才华，时而严厉，目光锐利，对主张固执，近乎要与异议者一争高下。

据张国焘回忆，在“二李”这两位固执的知识分子与具备“决斗”气质的马林这位“普鲁士军人”间，需有软着陆之垫，以缓和双方的强硬对立。

于是，张国焘占据了主导地位，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持人。